(编译)黎明的曙光? — 记者俱乐部制度下的日本媒体报道(七)

发布日期:2019-07-15 0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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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9年以来,新闻发布会现在向包括外国媒体在内的所有记者开放,不论他们是否是记者俱乐部会员。但是,在会议上的提出的问题通常需要提前提交给当局。来自俱乐部以外的记者提出的问题经常被放在末尾,这样的话官方新闻源,主要是政治家,就无法在有限的时间内回答完他们的问题。

日本新闻发稿界,自由媒体人和国际记者或许能够在挑战这个信息堡垒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2005年,由记者无边界推选出来的100名自由战士之一的自由记者Yu Terasawa向司法部提起诉讼。他批评日本司法制度的保守本性,声称只向俱乐部成员提供法院判决的副本,会限制自由媒体人的新闻自由,并助长了两类记者之间的不平等。

纽约时报前东京局局长马丁·法克勒也痛批记者俱乐部记者在2011年福岛核灾难中的行为。法克勒透露,福岛县地方当局的记者俱乐部成员在地震后失踪。法克勒认为,可以理解记者有逃离灾难现场的自由,但这对爆炸核电厂附近的当地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因为日本政府向媒体施压要求其向公众隐瞒了信息。法克勒指责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TEPCO)隐瞒了环境紧急剂量情报预测系统(SPEEDI),因此造成辐射的大范围扩散。 然而,自由媒体人和来自国外的记者撰写的文章并未出现在大多数日本人经常阅读的权威报纸上。

对来自记者俱乐部的记者的采访让我们瞥见了在新闻自由的对抗中如何区分两组记者。在记者俱乐部制度下,当局和附属记者之间形成的舒适关系创造了一种体系,在这个体系里记者必须站在当局的一边,表现出一样的价值观。这也造就了内外部记者之间信息获取机会的巨大差距。

没有人能够给出合理的理由,要求只向俱乐部成员提供信息,同时限制真正寻求言论自由的外人获得这些信息,自由言论无疑对任何类型的记者都有好处。采访清楚地表明,记者俱乐部下的日本媒体报道只是提供正面信息和为权威隐瞒不便内容的工具,而记者俱乐部的记者并没有扮演“守卫者”的角色来监督当权者。这要求我们重新考虑新闻业在日本的真正定义是什么。

2015年11月,日本政府取消了联合国意见和言论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大卫凯伊的正式访问。 尽管一些记者俱乐部成员也强烈反对记者俱乐部制度,但我们离真正打破这种信息寡头的垄断还很远。

(此文章主体编译自外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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